季宇 一級文學創作,曾任安徽省文聯主席、省作協主席,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群山呼嘯》《新安家族》《王朝的余暉》《共和,1911》等;小說集《最后的電波》《當鋪》《金斗街八號》《王朝愛情》《獵頭》等。
在中國商業史上,徽商無疑是一個熠熠生輝的名字。他們不僅在經濟領域創造了輝煌的成就,更以其獨特的“賈而好儒、以義為先”的精神,深刻影響了中國商業文化的走向。
在2025年徽商大會啟幕之際,安徽商報融媒體記者對話季宇——從膾炙人口的電視劇《徽商》到榮獲多項大獎的長篇小說《新安家族》,季宇先生通過文學和影視媒介將徽商的精神從書齋帶向大眾,勾勒出徽商的堅韌與智慧,展現了他們在歷史洪流中的家國情懷與商業抱負,為這一歷史群體“正名”。本次訪談中,季宇先生將與讀者分享他如何通過文學作品展現徽商的家國情懷、誠信精神以及他們在近代歷史中的興衰啟示。同時也探討新老徽商之間的傳承與創新,以及徽商精神在當代社會的現實意義。
“徽商熱”與徽學興盛有關
安徽商報:您提到最初關注徽商是因20世紀90年代的“徽商熱”,當時最早為何選擇從電視劇《徽商》切入這一題材?影視媒介對您傳遞徽商精神有哪些獨特優勢?
季宇:徽商熱與徽學的興盛有關。上世紀八十年代,徽學開始興盛。有人把徽商與敦煌學、藏學一起并稱為國內地域文化三大顯學。雖然這一說法存在爭議,但徽學研究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無法否認。徽學研究的范圍十分廣泛,但徽商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隨著經商潮的興起,徽商研究也開始受到關注。當時很多影視機構和出版部門紛紛找上門來,請我寫寫徽商。當時這類題材非常熱門。我先后寫了電視連續劇《徽商》《新安家族》等,還有一些小說,很受觀眾和讀者的歡迎。小說《新安家族》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并被譯成德文出版;同名電視劇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播出,并獲得飛天獎。影視作品受眾較廣,對于傳播徽商精神有很大的優勢。它使徽商的研究從書齋走向大眾,為更多的人所認知。
安徽商報:我們留意到,傳統文藝作品中的徽商形象多被丑化(如“衛朝奉”),為何選擇通過文學為其“正名”?這一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季宇:社會觀念對文學作品有重要影響。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就是重農抑商,農是本,商是末,這種觀念反映到創作上,產生“衛朝奉”之類的文學形象一點也不奇怪。在明清小說和戲曲中,丑化商人,包括徽商,較為普遍。這是時代的影響所致。問題是,像“衛朝奉”這樣的人和事在徽商中可能是存在的,但他們并非主流,否則就很難解釋徽商這個群體為何能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眾所周知,明清時期,徽商曾執商界牛耳三百年之久。所謂“獨步天下”“穿天洞庭遍地徽”等種種說法,可見影響之大。如果都是如“衛朝奉”這樣的下三濫人物,是不可能取得這樣成就的。好在時代變了,人們的觀念也在變。
安徽商報:徽商“賈而好儒、以義為先”的品質,這些精神如何在您的作品中具象化?
季宇:“賈而好儒、以義為先”是徽商精神的重要方面。我曾寫過一篇小說《暗語》(刊于《十月》1998年2期),內容是說有一年戰亂,某米店的老板帶全家逃亡,將米店托付給了留守的學徒。不幸的是,老板全家在逃亡途中遇難。后來,戰亂結束,這個學徒一直守著米店,直到許多年后,找到米店老板的一個僅存的女兒,將這筆財產交還給她。這個故事來自一則史料,當然經過文學加工和提煉。徽商重然諾,往往一諾千金。這樣的故事在徽商中很多,不勝枚舉。所謂誠信為本,我覺得這些都是徽商的優點,但還不足以概括徽商,因為這些品質其他商幫也有。徽商與其他商幫不同之處是“賈而好儒”。有人把徽商稱之為儒商,也是這個道理。正如朱熹所云:“雖為賈者,咸近士風”。這話的意思是說,徽州商人雖是生意人,但思想和行為卻有士人風范,即按照或接近士人的標準來規范自己的行為,而這正是儒商的含意所在,也是三百年來徽商的精神標識。
徽商精神包括“商人愛國”
安徽商報:您在《新安家族》中用很大篇幅來表現“公平商權”和商人愛國這些理念,是出于何種想法?
季宇: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強逼清政府簽訂各種條約,并在經濟上對中國展開瘋狂掠奪。這個戰場雖不見硝煙,但卻更危險。晚清時,中國的商業、鐵路、礦山等很多都被外國人控制了。當時就有人大聲疾呼:“亡印度者,非英國之海陸軍,而是英國東印度商會耳。”就是說,列強在經濟上的掠奪更可怕,甚至遠過于槍炮。
對于這個問題,當時很多有識之士,包括一些愛國商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開始努力抗爭。就拿爭取公平商權來說,當時叫“爭利權”“爭商權”。為什么要爭?因為不平等啊,什么都是外國人說了算。于是有人站出來抗爭了。大家熟知的胡雪巖(也是徽商)就是其中之一。他為了不讓洋人壓低生絲價格,廣收生絲,與洋人叫板,結果在洋人的打壓下,以失敗而告終。
我寫徽商時,找到不少這樣的資料,看了很受觸動。爭利權爭商權,說到底是求生存求發展。這也是一種愛國行為。商人愛國,古已有之。有句話說得好,經商無國界,但商人有祖國。我當時就很想表現這些,這也是為了展現一代徽商的家國情懷。我覺得這也是徽商很了不起的地方,這種精神很可貴。
安徽商報:您提出“徽商不僅是歷史概念,更是現實概念”,新老徽商最顯著的共性與差異分別是什么?
季宇:中國十大商幫,如徽商、晉商、甬商等等,這是一種按照地域劃分的概念。如今已有很大的不同。雖然那個稱雄于明清時期的徽商早已式微,但時代在發展,新一代的徽商已經成長起來。雖然他們與老徽商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從徽商的精神而言,他們之間的脈絡和傳承依然有跡可循。歷史上的徽商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東西,如誠信、義利觀等等,在今天的新徽商的身上依然在發揚光大。尤其是在深入改革開放的今天,安徽籍的企業家對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如科大訊飛、奇瑞汽車等等。老徽商的精神依然在延續。從這個意義上,我說徽商不僅是歷史概念,更是一個現實概念。
不斷創新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安徽商報:明末清初徽商鼎盛三百年,但近代卻逐漸衰落。您認為其興衰對當代企業家有哪些警示與啟發?
季宇:關于徽商衰落原因,學術上有許多討論。這里我只說一點,那就是徽商的衰落與思想保守分不開。如茶葉是徽商經營的大宗商品,在“洋莊”(即出口貿易)占很大的比重。但晚清時,錫蘭(斯里蘭卡)、印度開始后來居上。它們的機制茶受到國際市場歡迎,而我們的手工茶卻相形見絀。當時的兩江總督陶澍就提出要搞機制茶,但遭到徽商的反對,沒有搞下去,結果競爭力大受影響。任何人、任何事,囿于傳統,故步自封,導致其衰亡則不可避免。這對我們今天來說也是一個啟示,值得認真反思、總結。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只有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安徽商報:紀錄片《遠在特區的家》記錄了一批南下企業家的奮斗史,您認為地域遷徙如何重塑徽商精神的內涵?
季宇:紀錄片《遠在特區的家》是一部關注新徽商的紀錄片,共16集,由禹成明導演,我任撰稿。拍攝期間,劇組先后到海南、深圳、珠海等特區,采訪了包括史玉柱在內的幾十位身在特區打拼的安徽企業家,通過電視鏡頭,展現了他們在改革大潮中艱難開拓,縱橫馳騁的經歷和風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徽商被稱作“徽駱駝”,說明他們能吃苦耐勞。當時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有徽商的身影,北至蒙古、新疆,南至云貴,都有徽商。徽商特別具有開拓精神,這已為歷史所證明。相信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老徽商的精神定會歷久彌新,而新徽商也一定會做出更大更輝煌的成績。(安徽商報融媒體記者 楊菁菁)
信息來源：中安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