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一五”計劃的實施，中國建立了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從而在確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集中資源進行工業化建設，一舉跳出了“貧困陷阱”，為生產力加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中國成立初期確實存在著“貧困陷阱”
落后國家要想通過工業化實現富強，第一步就是跳出“貧困陷阱”。所謂“貧困陷阱”，是指處于貧困狀態的個人、家庭、群體、區域等主體，因貧困而不斷再生產出貧困、長期處于貧困的惡性循環中無法自拔。
新中國成立之初，正處于“貧困陷阱”之中。1952年底，民主革命任務基本完成，國民經濟也得到恢復。1953年，中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此時的中國依然是一個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經濟落后國家。1952年中國才有了比較完整準確的統計數據，當年中國三大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別為50.5%、20.8%和28.7%；就業人數占比分別為83.5%、7.4%和9.1%。在農業領域，人均生產資料非常缺乏。
據1954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全國農戶土地改革時平均每戶擁有耕畜0.6頭、犁0.5部，多數農戶從事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都很困難。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黃不接的春季，全國尚有2000萬以上農民缺少口糧。在工業領域，主要工業品總產量和人均產量均遠遠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52年，中國的人均鋼、煤炭、原油、電力產量分別為2公斤、115公斤、0.8公斤和13度；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別為82公斤、724公斤、242公斤和448度。生產力落后導致中國的資本嚴重短缺。1952年，中國的GDP僅為人民幣679億元，人均119元；年末全國城鄉儲蓄存款8.6億元，人均1.5元；國家外匯儲備僅有1.08億美元。
這種積累能力極低和剩余高度分散的情況，使得成立之初的新中國處于“貧困陷阱”。正如毛澤東在1954年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要跳出“陷阱”，唯有集全國之力，將有限的資源最大限度地動員到工業建設中來，這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
國家安全需要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
在工業化的具體路徑上，黨內主持實際工作的同志最初傾向于按照“農、輕、重”的順序發展，既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又有投資少、收益高的優勢。
但是，朝鮮戰爭的爆發迫使新中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道路。朝鮮停戰之后又爆發了越南戰爭，二戰后的兩次局部熱戰都發生在中國周邊，嚴峻的安全形勢要求中國必須盡快建立國防工業。正如1953年經毛澤東修訂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提綱所指出：“因為我國過去重工業的基礎極為薄弱，經濟上不能獨立，國防不能鞏固，帝國主義國家都來欺侮我們，這種痛苦我們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建立重工業，帝國主義是一定還要來欺侮我們的。”
重工業落后也制約了國民經濟協調發展。陳云曾指出：“為了發展農業，為了發展運輸交通事業，必須首先發展重工業。同樣，沒有重工業就不可能擴大輕工業，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統地改善人民生活。”基于國防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中國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中國從1953年開始實施“一五”計劃，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為中心、由限額以上的694個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這些項目以重工業為主，并能彌補中國殘缺不全的工業門類。
“一五”計劃的實施，使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發生了歷史性變革。當時，西方國家實施的政治與經濟上的孤立和封鎖，以及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同構，決定了新中國只能在半封閉的狀態下發展內向型經濟，依靠自身實行迅速而大規模的資本積累來啟動工業化進程，而有限和分散的農業剩余幾乎是我們獲取這種積累的唯一途徑。
“一五”計劃實施后，農產品供求的嚴重矛盾迫使政府實施了糧棉油統購統銷和其他重要農產品統一收購政策，在農產品流通領域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并降低統購政策的交易成本，農業合作化進程不斷加快并于1955年夏天進入高潮。在工商業領域，“一五”計劃的龐大需求使市場上自由銷售的生產資料比重下降，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也向重點項目傾斜，私營工商業面臨“無米下炊”的困境，因而增強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意愿，并于1956年底基本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底，中國基本建立起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
生產力水平取得較大提高
計劃經濟時期，盡管經濟發展存在起伏大、效益低、農輕重失衡等現象，但是生產力水平仍然取得了較大提高。1978年，三大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別為27.7%、47.7%和24.6%，工業成為國民經濟主導產業。1952年至1978年，按不變價格計算，中國工業增加值增長15.9倍，年均增長11.5%，飛機、汽車、發電設備、重型機器、新式機床、精密儀表、電解鋁、無縫鋼管、合金鋼、塑料、電子器材制造等部門從無到有，“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64年至1980年，國家還累計進行了2000多億元的“三線建設”投資，占同期全國基本建設投資比重約40%，有效改善了中西部地區發展基礎薄弱的狀況。
工業化也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水平。1952年至1978年，農業機械總動力由25萬馬力增至15975萬馬力；機械耕種面積由13.6萬公頃增至4067萬公頃；灌溉面積由1995.9萬公頃增至4496.5萬公頃，其中機電灌溉面積由31.7萬公頃增至2489.5萬公頃；化肥施用量由7.8萬噸增至884萬噸；農村小型水電站由98個增至82387個，發電能力由0.8萬千瓦增至228.4萬千瓦；農業用電量由0.5億度增至253.1億度。
在科技和國防領域，中國不僅成功研制出“兩彈一星”、核潛艇等尖端武器，而且在資源勘探、農業育種、醫療制藥等領域也取得重大進展，形成了一支門類比較齊全的科研隊伍。國家還高度重視基礎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小學教育，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這些都為改革開放后生產力加速發展儲備了要素。
（摘編自《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9期 武力 李揚/文）
